【摘要】东方和西方现有的教育本质上是相似的，都在不断对学生灌输知识和技能；但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双方教育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东西方教育因而产生了双方互相崇拜的结果，例如，东亚学生在国际评估中成绩优异，西方学生擅于创新等。这样的结果受着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因而无法通过浅层的学习来获得。如果当前的教育范式不做出改变，努力跟上技术的迅速发展，那么东西方再如何互相学习都是不够的。文章认为，在当今新的技术变革面前，技能和知识被大规模和广泛地重新定义，教育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而为年轻的一代提供新时代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文章详细列举了我们当前已经拥有的构建新教育范式的原材料、工具以及创新教育的实践经验，阐述了新教育范式可能的特性，例如，个性化教育、产品导向型教育、全球化校园等。随后，文章强调了中国在这场教育范式变革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未来教育范式对创新和企业家、多元化发展路径、教育平等方面的希冀。最后，文章从战略远景、研究发展、改革创新等方面为中国引领教育新范式提供了建议，供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参考借鉴。

　　【关键词】比较教育 教育范式创新 中国机遇

 

　　英国学习中国教育的举动近期引发了全球热议。《纽约时报》《卫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了英国政府为了改进教育而引进中国数学老师和数学教科书的新闻。英国学习中国的事件之所以有报道价值，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中英关系的急剧翻转。毕竟，中国在过去的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都在向西方世界学习：十九世纪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打开中国国门，迫使其改变传统教育体系，学习西式现代学校教育。如此看来，中国现在由过去的“学生”转变为“老师”，而英国却由“老师”变为“学生”，确实是令人惊讶的、震惊的、值得报道的。

 

　　英国并不是中国教育的唯一仰慕者。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纷纷被中国教育所吸引。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曾推荐说，中国教育是(或者说可以被看作是)世界上卓越教育的典范。

 

　　之所以说中国是教育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主要是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的结果。PISA测试是全球最广泛的考核十五岁学生数学、阅读和科学能力的测试；每三年进行一次，有七十多个国家参与其中。2009年，上海学生代表中国学生参加该测试，优异的表现震惊世界。三年后，中国学生又取得了同样优异的成绩。中国在测试中的表现使得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学生表现平庸的国家对之顶礼崇拜。

 

　　可以理解，中国会为自己成为教育理念输出者的新地位而感到自豪，这也的确值得自豪，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自己教育方面的不足。尽管输出观念让人高兴，但是中国还在继续向西方学习改进教育的方法。大量的教育改革都使得中国的教学更加西方化。中国的家长则继续对西式教育趋之若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英国引进中国教育的同时，许多英国的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能不断在中国开设分校区，吸引了大量渴望体验英国教育的中国学生，并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学不到的教训

 

　　中英、中美之间这种表面上荒谬、近乎滑稽的互相欣赏，或者说西方教育体系和东亚教育体系的互相欣赏，竟是理性推断的结果。他们都以为对方有什么不愿意告诉自己的教育秘方。一方面，西方教育系统长期苦于国际评估中学生的低迷表现，相信中国和其他东亚教育体系已经找到了更有效的教育方法。另一方面，中国和其他东亚教育体系则坚信西方教育有魔法能让受教育者更具创造力、创新力、自信和企业家精神。

 

　　上述观察都是基于证据的。如果用国际评估中的学术表现来定义教育质量的话，类似PISA测试和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IMSS测试，该测试考核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能力，每三年进行一次，全世界范围内有四十余个国家参与其中)，这些测试的结果确实说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教育质量上乘，值得其他国家学习。虽然中国大陆未参与过TIMSS测试，但是大陆在PISA测试中的结果已经证明了实力。其他被西方国家奉为学习对象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在TIMSS测试和PISA测试中均有良好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曾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都受到过美国教育的影响。

 

　　西方在创新能力方面一直让中国仰慕。英国曾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美国产生过世界上最多的专利技术、诺贝尔奖得主和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一些技术突破。总体上说，西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享受着先进科技带来的经济繁荣。近代改造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发明创造，都出自西方世界。但是，发明和发现来源于具有创造力的人，而创造的基因应该是广布于各个社会的。那么为何西方国家能拥有更多创造力丰富的个体呢？有很多人认为是教育的缘故。西方教育体系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似乎比东方教育体系更加有效。

 

　　尽管有以上逻辑和证据，中国和西方都有可能对相互借鉴感到失望。这种学习和借鉴，并不能实现各自的预期，因为有些经验并不能通过教育体系的移花接木生硬地照搬。双方期待的结果，并不直接来源于任何一方现有的教育体系，而是来源于自身教育和文化的碰撞。本质上，中国和西方现有的教育范式是相同的，仅仅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表现而已。

 

　　教育范式的同质

 

　　世界上主要的教育范式，如中国、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种范式从预先设定的课程开始，规定不同年龄(年级)的学生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不同年龄的学生被分在不同的组；成年教师负责教授规定的知识和技能，目标是让所有学生以相似的速度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从而学有所成。学生需要通过一到两次大型标准化考试的结果，或者累积的考试结果，去证明自己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水平。在这样的英才教育(制度)下，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决定其进一步获得教育或者就业的机会。

 

　　实现形式的差异

 

　　就像有着相同基因的生物由于适应不同的生态系统而导致特征有所差异，相同的教育范式由于适应不同的文化，而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教育范式的许多方面都可能不尽相同。比如说，不同的文化决定课程中不同的具体内容：一些课程包含的学科内容广泛，另一些课程包含的学科数目则少一些。不同文化也会对学科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安排：例如，一些文化将数学和语言这样的学科看得比美术、音乐等其他学科更重要，而另一些文化则认为这些学科同等重要。不同的文化也对儿童学习知识和技能的课程设计次序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部分文化将物理教学放在生物教学之前进行，而另一些则相反。

 

　　此外，谁来决定课程设置也会因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一些社会，如中国和大多数东亚教育体系中，课程由一个权威机构决定后，便会应用到整个国家；而在美国等其他一些社会，课程是由不同州的当局来自行决定。

 

不同社会对教学的安排也不尽相同。例如，一些教育体系中，教师需要教授人数更多的班级，教学时长相对较少；而另一些教育体系会采用小班教学，但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教学时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方式也不尽相同：在一些教育体系里，学期末的标准化考试便是测试知识掌握的唯一途径，而在另一些文化里，对知识的掌握需要贯穿整个课程来评价。

如此看来，文化在学校教育的正式安排之外，扮演了一种更加重要的角色。不同的文化会影响学生、教师、校领导和家长们不同的行为，产生隐性课程和影子教育。虽然隐性课程和影子教育通常具有贬义含义，意味着学生没有从正式课程中获得足够的教育经历，同时也在加剧学生之间的不平等。在这方面，不同文化中的学生除了正式课程和指导之外，便也具有了不同的教育体验。

 

　　相同范式的不同表现形式是教育结果差异性的来源。因此，如果不能够学到对方的文化，任何盲目借鉴教育政策、教育策略或者教学实践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因为文化的移植不在一朝一夕，该方面的尝试往往不尽如人意。

 

　　文化效应下的中国表现

 

　　尽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外部观察人士称PISA测试的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对政策和实践有着影响，但更多证据却显示，文化背景才是中国学生获得顶尖成绩的主要因素。

 

　　一项针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华人移民的PISA测试结果研究表明，华人移民学生的表现与上海学生的表现更加接近，而不是与这些国家本地学校的学生更加接近。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在PISA测试中得到高分是因为在基因上更有优势，这些华人移民所独具的也只是中国文化而已。他们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龄人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如果学校有足够影响力的话，按理说这些学生的学术表现应该更接近他们当地的同学才对。显而易见，在这个例子里，文化背景对于华人移民所受教育，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教育系统来说，影响更加显著。同理，英国仅仅引进老师和教科书的做法，并不会改变英国学校的总体文化。

 

　　政策和实践都可以被看成是教育系统的一部分，然而看似由它们带来的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其实却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产物，而非教育范式内在的特性。举例来说，重视教育和坚信后天努力这两点是中国学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英国教育学教授马克·博伊兰曾这样写道：“重视教育的价值，相信努力更重要而不是先天能力更重要，是成功的关键；很多研究东亚的学者们都认为这两点是该地区学生能够获得优异考试成绩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重视教育和相信努力本身并不是教育范式的固有属性，而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传统更是使这种信念深入人心。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都坚信教育无论是对国家福祉，还是对个体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而PISA测试的团队也曾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中国有着高度重视教育的悠久传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教育系统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儒家思想对教育的崇敬，它渗透到了文化之中。很明显，这样的长处却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输入到英国、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上重视教育的说法也许有些用词不当。重视教育本身，更像是在通过学习追求考试的外在回报的传统。几千年来，考试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途径，这一点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因此，社会各届都在帮助儿童通过考试或凭成绩参与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深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得到平等的上升机会。这个信念的结果是，中国教育极端重视高考(科举的现代转世)所考查的学科。西方试图借鉴这些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政策与实践：拼命努力的学生把全部时间都放在学习上，含辛茹苦的家长们不惜牺牲一切代价为孩子而付出，学校和教师们仅仅重视文化课的教学，努力确保师资质量。

 

　　西方国家还试图借鉴中国集中式和标准化的课程与考试。不少人将中国学生的优异表现归功于这些，因此推荐给其他教育体系。但是这样的教育系统本身也是来源于中国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以及赋予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征，许多东亚国家的教育体系也具有这一特点，然而西方并不具备。

 

　　意外产生的美国创造力

 

　　正如西方很难真正运用中国方式来改善学生的学业成绩，中国也很难真正做到借鉴西方国家来培养创新人才，尤其是向在二战后科学技术获得惊人成就的美国索取经验。原因是，美国正在使用的教育范式，本质上与中国在使用的是一致的。外界看得到的是美国具有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这本质上是文化的结果，仅仅只是通过学校教育间接实现了而已。换句话说，美国之所以迄今为止培养出更多颇具创造力的个体，并不是教育系统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文化产生的偶然结果。

 

　　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采用的范式是一致的：用特定的知识和技能来武装孩子们。然而，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实行教育的过程和表现形式大不相同。首先，美国教育系统因为去中心化政府治理模式的关系，呈现出极其分散的特点。美国教育系统历史上曾一度有过十万多个不同的学区，相当于十万多个小政府。美国一度也曾有过超过十万种不同的课程以及对教育成果的定义。在许许多多集权化的努力尝试之后，今天的美国依然是一个分权治理的国家：宪法规定五十个州都保有对教育的控制权。因此，美国现在至少有五十套不同的课程和教育结果测定方法，与中国主要采用一套标准体系不尽相同。教育中分散的地方控制和政治文化使得全美国几乎不可能对课程达成统一意见。举例来说，美国2011年试图推出州立共同核心课程标准倡议，想要在数学和语言两个项目上达成统一，都遭到了不少州的抵制。

 

　　美国人并不将学业成绩，尤其是考试成绩，看成教育的唯一结果。家长、教师、公众和学生对教育成功的定义都有自己的不同见解。这一点部分可归因清教徒对于平等和个人主义的强调，部分归因于美国社会存在广泛的机会，部分归因于于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哲学传统的影响，还有部分归因于移民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美国也从未有过中央政府控制和分配全部社会和经济资源的传统。同时，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也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可以采用更多方式来选拔学生。

 

　　结果是，家长、教师、学生和学校不会不约而同地把全部注意力仅仅放在几个有限科目的学业成绩上。测试分数在美国的重要性要远低于中国。美国的家长、老师和学生不会像中国的家长、老师和学生那样执着在考试分数上面。美国的学校提供的活动比中国要广泛得多。美国教师相对更少地关注既定的知识和技能。在美国，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对成为最强的考生感兴趣，他们也不希望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学习上。家长因而也不会因为孩子在学生成绩不好而感到巨大的压力。

 

　　能够想象的是，美国版本的教育范式在保证所有学生获得同样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确实是低效的，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学生在国际评估中总是表现不佳。但正是这个效率不高的教育体系，孕育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出现是偶然的，因为美国正在使用的教育范式与中国的没有本质区别，也并不是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的。但是美国文化下宽松的执行方式，却意外地给予了创新型人才很多机会。

 

创新意味着与众不同。拥有创新能力的人们往往具备反常规和反传统的想法、行为、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们也许对学校提供的教育丝毫不感兴趣。一项关于创新社会和环境影响力的研究发现，对离经叛道包容性越强的社会，创新也越多。学校通常被看作是抑制创新的，因为学校通常需要学生顺从和服从。“大多数幼儿天生好奇、富有想象力，然而当他们上了学之后，便会变得谨慎，创新能力减弱。例如达西和列侬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学校才是阻碍创新最大的‘罪人’；老师、同伴和教育体系都削弱了儿童展现创造性潜能的欲望”。研究者发现，高中班级排名和学生产生创意的信心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研究者们还发现预示创造力表达的因素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课外活动，而非传统的录取标准，比如美国高考(SAT)的分数或者高中学校排名等。

如此说来，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比中国具有更多有创造力的个体。首先，美国孩子们更少地受到“创意扼杀机器”，即学校的影响。因为美国孩子的上学时间要远远低于中国和日本的孩子们的上学时间。美国孩子在家做作业的时间也比中国同龄人要少得多，因为他们不像多数中国孩子那样把学业看作生活的中心。

 

　　美国教室里更少地强调守规矩，因为老师们对于成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因而对差异也更加包容。他们不像中国老师那样执着于让所有学生同时进步，也不会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就花费太多精力教授孩子们社交知识和技能。因为他们认为，硬性约束和标准程序都只会打压创造力的发挥。

 

　　美国的家长对学生成功定义的理解也更加宽泛，他们也不刻意强调外部指标的意义，就算孩子们学习不好，在其他领域表现出色，依然可以“感觉良好”。美国多数家长即使不鼓励，也允许孩子追求自己的兴趣，从而保持内在的动力——这些是创新不可或缺的因素。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家长和中国的教育体系，往往强调外部指标和高期望值，从而使得孩子们内在的动机外表化了，无法自信地表达——这对创新来说是有害的。

 

　　美国少有统一的、集中的、标准的课程，学生可以自由探索感兴趣的事情。尽管全国的教育范式相同，但各个学区，各个学校，甚至各个州所制定的、强调的课程都不尽相同。因此，总体上来说，美国学生会比中国学生来说拥有更加多样的教育体验；而中国通过标准化、统一的课程，缩小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用同样的进度、同样的顺序、同样的课本教授所有学生，会降低个体对知识探索的热情，也会打压不同的学习风格。

 

　　总的来说，中美两国的教育，乃至东亚和西方的教育，本质上都是希望对学生灌输知识和技能。但是由于文化差异，实施情况有所不同。儒家文化和集中式传统使得中国教育的表现形式，在关注考试结果这样的标准下是非常有效的。中国教育可以确保学生掌握既定知识和技能，并在标准化考试中大展身手。而在美国，国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各地对教育的分别控制，以及人们对成功更加广泛的定义，使得其在让全体学生掌握相同知识和技能方面，似乎不够有效。但是美国教育的低效率，允许了少数的离经叛道和个性发展，产生了不少创新精神。而这样的创新同时也是中国正在渴求的。

 

　　换句话说，中国学生优异成绩的源头，也正是中国难以产生创新人才的原因。与之类似的是，在美国产生创新人才的因素，也正是导致他们在国际评估中成绩平平的原因。可以说，这分别是两国教育体系的副作用。因此，如果中国和东亚教育体系与英美和西方教育体系，能够彼此借鉴的话，那么这些副作用也会随之交换。然而，因为双方各自教育产生的副作用也是植根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所以这样的互相借鉴不太可能会真正获得成功。

 

　　东西方互相借鉴是因为双方都有想要改进未来教育的强烈愿望。探索教育乌托邦的努力虽然已经展开已久，但是却没有获得显著的进步，尤其是跟医学、农业、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变革相比。同时，技术发展带来的变革则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除非教育能够跟得上技术的进步，否则人类社会将面临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等问题。这些在20世纪初都已经被证明过。

 

　　教育与技术的竞争

 

　　今天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对知识、技能和人才的重新定义。技术变革的结果是社会对技能、知识和人才的要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例如，在石器时代，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很有价值，但到了铜器时代，同样的知识和技能便不再那么重要。同样，当马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候，与马和马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是重要的，然而这样的重要性，却随着汽车代替马车，而逐渐下降了。

 

　　静止不变的教育往往跟不上技术的发展。当巨大的技术变革需要我们重新定义技能和知识时，教育也应做出改变，为年轻的一代提供新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而不是继续教授过时的内容。正如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其1859年《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针对工业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提出的追问那样，什么样的知识能够回应技术变革，现在的教育者也应该如此扪心自问。

 

　　我们需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过去几十年的技术变化是巨大的，不远的未来，可预见的改变更是如此，将会引领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新时代已经被布莱恩约弗森等学者定义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第二个机器时代，与蒸汽机和电力驱动的第一个机器时代相对应；新时代被定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应人类之前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时代还被定义为人工智能时代。新时代的名称或许不尽相同，但是核心都是一致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自己的创造带来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知识和技能价值的再定义

 

　　这样的挑战有两重含义。第一，技术发展使得很多原来的技能、知识和人才变得不那么有价值，甚至是毫无价值。机器已经在制造业、建筑、银行、零售等很多传统行业代替了大量人工劳动力。许多传统的行业甚至在逐渐消失。似乎可以确定，技术越发达，更多的工作将被机器所取代，更多的行业将消失或转型。第二，技术进步也为原先被低估的技能和人才创造了新的际遇。随着实体零售店工作岗位的减少，网店老板的工作岗位随之增加。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岗位则增加了。

 

　　当今，完成常规性、机械性、重复性任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已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传统上每一个任务往往都需要很多拥有相同技能的人员。电话转接员、流水线工人、银行柜员、司机等便是这样的例子。当机器在这些常规性、机械性、重复性工作上表现得比人类更好，成本却更加低廉的时候，人类应该变得更加人性化，而非机械化。新经济时代仍然有大量不同的工作，每项工作都会高度专业化，仅需要少数人来完成。因此，这一时代更加有价值的是诸如社交情感能力、创造力、企业家精神、其他特殊天赋等等。

 

　　此外，技术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例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隐私保护问题等等。这些挑战是全球性和跨越国界的，任何一个组织或者国家都很难独自应对它们。因此，教育也肩负起了帮助个体成为全球公民的职责，培养视野开阔、心系天下的人才。

 

然而，传统教育范式往往只关注于教授学生同样的技能和知识，产出能力同质化的劳动力。传统教育范式并不鼓励个人天赋、创造力、创新力，或者企业家精神，仅仅关注认知能力，忽略社交情感能力。此外，传统教育范式通常侧重于让儿童为其所居住的社区做好准备，而对广泛的全球人类社会则不太关心。为了让孩子们做好在新时代取得成功的准备，教育需要的不仅仅是修修补补，而是需要一次变革，一次范式的变革。

新的教育范式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拥有创建和构造未来教育新范式的原材料和工具。近年来，对人性和人类学习认识的进步，为构建新范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技术进步也给新的教育范式提供了发展的工具。此外，新范式的几个基础特性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全球实践当中，也为我们带来了值得借鉴的参考。

 

　　人类潜力是教育新范式依赖的原材料之一，能够培养多元化、具有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的成员，以应对未来智能机器代替人类做同质的、机械性工作的社会。人类很早就被发现具有多元化、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的潜力。人类也天生具有自我实现和成就伟大的心理需要。

 

　　首先，现代研究发现人和人之间在很多维度上是不同的。不同个体拥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一些个体在音乐上优势较强而在体育上优势较弱，一些个体在数字和逻辑上优势明显而在语言上优势不足，一些个体在艺术上潜力较大而在人际关系理解上潜力较小。人和人之间也有不同的兴趣和内在动机，被权力、好奇心、身体运动或社会关系等驱动。此外，人出生和生活的不同环境，也会增强或者减弱他们的内在潜力和动机。在出生时具备能力和成长环境和经验的共同影响下，或者在先天和后天的共同影响下，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参差不齐的优势和劣势，以及迥然不同的能力和兴趣。但是，要求同质化劳动力的大规模生产经济，却压制了这种多样性。

 

　　其次，创造的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人类自出生起就有创造的能力。与生俱来的创造力让人类有办法学习并适应他们所在的不同环境。但是，人类创造力也会被削减以适应现实社会，尤其是当工人和公民被要求服从命令和指示、遵循规则、保持现状以及遵守社会规范的时候。

 

　　第三，人类生来就具有基础创业的素质。企业家一词传统上是用来形容创建和运营商业的人，但是后来企业家的定义被扩展了，新的企业家范畴也囊括了社会企业家、内部创业者，以及一些社会公共部门的创新者等。本质上，企业家是指积极采取创新行动，为他人和社会带来价值的人。人类生来便具有与人交流、对他人发挥价值、关心他人和受到他人关心的渴望。想要获得真正的幸福，人类需要有对他人有价值的感觉，并为超越自身存在之外的更大的世界做出贡献。

 

　　第四，人类渴望获得成就。渴望发挥潜力，或者达到自我实现，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所描述的最高等级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自我实现是终极心理健康的良药。人类只有当自己最深刻的能力被挖掘和应用之后，才可能真正地感到开心，健康，平静。马斯洛曾说：“如果一个音乐家想要与自己和解，那么必须要创作音乐，而艺术家必须作画，诗人必须写作。一个人能做什么，就必须要做什么才行。”

 

　　最后，研究表明儿童不需要成年人给予明确指示，就有能力自我组织起学习活动。儿童是天生的学习者。儿童天生就有动力和能力自学。儿童可以在与同伴的合作中学习，也可以在真实的项目中发挥动手能力自学。儿童可以通过社会的以及个人的探索和实验构建知识，检验假设，以及形成新的观点。

 

　　在智能机器时代，我们具备发展成为社会的成功成员的原材料。孩子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支持着并期待着一个新的教育范式。此外，我们也具有一些发展这个教育新范式的工具。

 

　　第一，技术的迅速发展允许人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人，学习任何事情。因此，学习不需要被限制在教室里、学校里，或者任何物理上隔绝起来的地方。学习也不需要依赖老师的到场。这样的现实让学习机会超越了学校本身。学校和老师不需要担忧自己必须具备全部的专业知识，来支持多元化兴趣和天赋的发展，并适应不同的学习方法和模式。

 

　　第二，全球化极大地增加了跨越文化和政治边界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流动。学习行为与此同时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跨越国界和地域的学习与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一样常见。因此，孩子们可以向来自遥远地区的人们学习，和他们一起学习，以及为他们学习。参与全球化学习活动对于发展全球视野和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支持教育新范式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并在近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有一种教育哲学与传统主流教育范式相左：不是让孩子获得既定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帮助孩子成为他们自己。这个范式不预设或预先定义哪些知识和技能是有价值的，在这个范式里，所谓的“课程”是跟着孩子们走的。它开始于研究孩子们的这些问题：什么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什么能激励他们，什么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孩子们如何学习等等。这个范式不会假设所有孩子都是一样的，因此它不会将人为的标准或有关年龄和年级的预期强加给孩子。这个范式帮助孩子们获得进步。除此之外，它不会认为孩子们是亟待装满知识的空瓶子，而是认为每个孩子都有着目的性，能够与外部世界互动。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哲学在课程为中心的时代就已经被提倡和践行。伟大的美国教育家和哲学家约翰·杜威早在八十年前就曾在他的著作《教育与经验》中总结过两种模式的不同：

 

　　表现个性，培养个性，反对自上而下的灌输；以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主张从经验中学习，反对从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主张学习各种技能技巧，满足直接的需要，反对以训练的方法获得那种孤立的技能和技巧；主张教育同现实需要相适应，反对为或多或少遥远的未来做准备；主张让学生熟悉变动中的世界，反对固定不变的目标和教材。

 

　　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方法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以不同的形式付诸实施。举例来说，杜威在1896年成立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玛丽亚·蒙台梭利于1907年开设了第一家儿童之家。1919年第一所华尔道夫学校建立，之后华尔道夫式的教育逐渐发展壮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意大利雷焦·艾米利亚省的家长们开始采用另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雷焦·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方法相信儿童必须对自己的学习方向进行掌控，同时也必须为儿童提供无穷无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和机会。1921年，亚历山大·萨瑟兰·尼尔在德国成立了第一所夏山学校(Summerhill School)，之后迁到英国。夏山学校践行着这样一种哲学理念：学校需要适应孩子们的发展，而不是让孩子适应学校，因为他们坚信孩子们在不受强迫的环境下才能学得最好。1968年，瑟谷学校(Sudbury Valley School)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受到和夏山学校相似的哲学理念的引导，瑟谷学校没有设置既定的课程，而是提供民主的环境，允许学生自己来决定应当如何利用时间。

 

　　新教育范式的可能元素

 

　　我们已经拥有新教育范式的原材料：新时代需要的更加多元、更有创意、更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有潜力的孩子们；他们有能力自我学习和自我组织。我们也有了新教育范式的工具：能够让学习发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从任何人以及与任何人一起学习的先进技术和全球化趋势。我们也具备健全的理论指导，以及支持新教育范式的几十年的教育经验，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已经在世界各地得以践行和实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着手为未来构建一个新的教育范式。在现有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新的教育范式需要有以下三个核心的元素。

 

　　个性化定制

 

　　教育应该是个性化定制的，而不应该是一刀切的。个性化定制的教育承认和培养孩子们的长处，而不是弥补他们的缺陷；鼓励孩子们的热情和兴趣，而不是在他们身上强加一套既定的知识和技能；帮助孩子成为充满个性化色彩的教育活动的主人，而不是让他们沦为传统机械化教育生产线上顺从的工人。高质量的个性化教育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自主性、共享所有权和灵活性。

 

　　自主性。个性化教育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是学生的自主性。为了让他们探索、发现和增强优势，追随激情，学生需要成为他们自己学习的主人。他们设计自己的学习，掌控自己的学习，必须要发挥自主性。学生自主性的程度是不同的。简单来说，学生在学校享有的自主程度即在校时间以及与学业相关的时间在多大程度上由学生自主决定。或者说，自主权是学生与成年人协商后，自行决定的各类活动的时间比率。学生自主性在教育方面由很多不同的要素构成。比如，除了允许学生自行决定加入什么课外兴趣社团，还应该允许他们自行决定所修课程，支持他们发挥优势和热情。此外，学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赋予自主性。最高层次的自主权，便是学生能够对学习的方方面面自己做出决定，不受年龄和年级、必修课程或是必修活动的限制。有自主权的学生可以决定自己想要学习什么，什么时间学习，以及如何展示学习的结果。

 

　　共享所有权。个性化教育的另一个特征是共享所有权。学校的成年人和学生是学校和学校事务的共同拥有者。分享所有权是使得学生获得教育体验自主权的一种方式，让他们能够为学校的文化、设施和资源做出贡献和承担责任。此外，在共享所有权的学校里，学生不仅仅只着眼于自身利益，而且会考虑其他人乃至自己所在的整个社区的利益。共享所有权是一种广泛的所有权，对营造健康平等的社区、发展商业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都有着高效的成果。近年来，商业上的员工持股和社区共享机构(例如社区共享银行、共享杂货店等)日益获得认可。研究也发现，广泛的所有权能够带来更健康、更平衡的增长与发展以及更大程度的公平。

 

灵活性。灵活性是个性化教育的又一个标志性特征。在个性化程度最大化过程中，学校也需要拥有最大范围的灵活性，以便应对新机遇、新需求和意想不到的问题。灵活性适用于学校的各个方面：例如，灵活的领导力、灵活的时间表、灵活的课程、灵活的设施、灵活的学生以及灵活的员工。

价值创造和产品导向型学习

 

　　新的教育范式的另一个核心特征是价值创造。个性化教育不仅能够支持学生通过自主性、共享所有权和灵活性，得以追随热情，发挥优势，也能够引导学生用这样的热情和优势为他人创造价值。只有通过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学生才可以找到学习的意义并努力发扬自己的优势。学生不仅仅是渴望向他人学习，也希望能够为他人学习。这一点换句话说，就是教育需要提高孩子们的创造力和发展企业家的思考模式。产品导向型学习(Product-oriented Learning，简称POL)是支持价值创造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产品导向型学习，或企业家式学习，有三个基本要素：真实可见的产品，持续和训练有素的创造过程，以及基于优势的角色承担。这种学习不是从课本或者既定的知识和技能开始的，而是从发现值得解决的问题开始的。而这种学习的结果不是考试分数、完成的工作表或者待老师批阅和评分的文章，而是有意义的能够解决问题的产品、服务或者项目。

 

　　真实的产品应该是高质量的，高质量则源于持续的、训练有素的尝试。因此，产品导向型学习需要学生进行多轮的回顾和修改。在产品导向型学习中，学生需要寻求来自同伴、老师、产品潜在用户和校外专业人士的反馈建议。基于收到的反馈，他们才能增长知识和技能，从而继续打磨自己的作品。他们也才能够继续完善作品和获得进步。

 

　　基于自身优势指的是去引导学生发现和发展他们的强项和热情所在，这能够帮助学生发现和避免自己的劣势。通过帮助学生发现和避免劣势，产品导向型学习也能够让学生发现他人的长处并且与之合作。不像传统的项目制学习(PBL)那样，要求学生做相同的事情，产品导向型学习让团队成员执行不同的任务，并根据每个成员的优势负责项目的不同方面。

 

　　全球化的校园

 

　　新教育范式的第三个核心要素是全球化的校园。换句话说，教育不再受到在传统教室或者实体校园的限制。新的教育机构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环境、社区和所在城市的资源。他们也需要将整个世界作为教育的舞台，甚至外太空也可以成为学习之地。

 

　　在全球化的校园里，孩子们可以向来自各地的任何人学习。来自遥远地区的人们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授课老师、辅导老师和精神导师。他们可以和任何人一起学习。来自另一个大陆的人们可以和自己成为同学，一起学习同样的知识。来自遥远地区的人们也可以跟自己一起，完成合作项目，共同创造产品，或者一同解决全球问题。此外，孩子们也能够为世界范围的其他人而学习。来自各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客户、顾客、学生，享受自己提供的服务。

 

　　这样的新范式也不算是全新的。因为在传统教育范式下，这三个核心要素已经被很多学校以不同的形式探索过。尽管这样的尝试获得了积极的结果，但是传统学校所做的改变就应对未来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将这三点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我们也需要用这个全新的整体，来完全替代传统的教育范式。

 

　　创造未来：中国的机遇

 

　　虽然各方都承认教育转型的需求，但是目前的努力仍然过于关注改进旧的教育范式。东西方互相借鉴便是试图改善旧范式的一个例子。互相借鉴是基于对方拥有了未来教育成功秘诀的假设。换句话说，双方都希望通过回顾过去来创造未来。如果未来是过去的复制，或至少与过去相似，那么这样的做法或许有效。但是未来并不是过去的简单复制。我们已经来到一个这样的时代：光靠改进马车，改得再好也不能成功登陆火星的时代。想要登陆火星，我们需要的是火箭！

 

　　技术改变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都是全球化的，不仅仅限制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这意味着，所有的教育体系都需要转变教育范式，创造未来所需的教育。在这个新时代的起始节点上，并没有哪一个教育系统能够为未来提供经验。谁能创造适用于未来的教育，谁便能引领下一个时代，为未来的人类进步贡献力量。

 

　　成为未来教育领袖的机遇对世界上的所有教育体来说，都是平等的。对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中国或许比其他一些教育系统更具有引领这一范式转变的优势，因为它拥有独特的地位。

 

　　未来需要创新和企业家

 

　　中国需要一个教育新范式，来培养未来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尽管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自2012年以后发展的速度却在放缓。这样的放缓明显预示着，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经济引擎，应该要更新了。中国仅仅作为“世界工厂”已不再是可行的和可以接受的。相反，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创造和创新。中国领导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必需性。在2015年，中国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大众创新和万众创业，希望其能成为新的经济引擎。此后，中国相继出台了各种经济政策，来促进和支持中国的创新和创业。

 

　　经济政策确实能够对创新和创业活动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局限于愿意和有能力参与创新和创业活动的少数人，对于不关心或者没有能力参与其中的大众来说还是收效甚微。因此，如果要最终通过创新和创业来带动经济发展，中国需要提倡全体公民的创新和创业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光依赖为旧经济模式培养雇员的传统教育范式是不行的。尽管每一个教育体系都需要培养更加创新、更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但是这种需求在中国尤其显著，因为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创新创业人才的相对短缺。中国若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尽快转变教育范式。

 

　　未来需要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教育范式来减少人才浪费和恶性竞争。条条大道通罗马，人们早已意识到通往成功的道路不应只有一条。在中国，每一年每一个年龄组大概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儿童。传统的范式为所有的孩子们制定了一条狭窄的路径：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然而数以千万计的孩子被逼上独木桥——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不仅仅是大学，而是最好的大学，导致人才的大量浪费和激烈的竞争。此外，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每一年都有近80%的高中毕业生以及50%的年龄组学生被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大学学历因此而贬值。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成功路径的多样化，希望每年出生的数千万儿童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成功。与其他教育体系相比，中国对多元化的需求更为突出，因为中国的人口要远远多于其他教育体系，而且传统上中国的教育路径比西方国家狭窄得多。

 

　　未来需要更加平等

 

中国也需要一个新的教育范式来应对教育不公平问题。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一直以来都在为教育公平而战。其广袤的地域，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以及历史遗留的社会分层等，都是教育不平等的来源。政府通过减少贫困、平衡教育资源、调整大学录取配额，以及通过教师轮岗制度、在优等学校与困难学校间建立伙伴关系等其他创新措施，确实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不平等的问题却不能通过传统的教育范式来解决，因为传统教育遵循的逻辑是伪精英式的。而伪精英式的逻辑下，只有考试成绩最有价值，并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可以获得机会。结果是，学校里成绩差的孩子们永远都处于弱势地位，尽管他们可能在学习成绩以外的其他方面拥有才干和技能。不平等的问题，需要通过更有意义的方式来解决，比如拓宽对价值的定义，以及挖掘每一个孩子的潜能，把他们培养成为独特的、有创造力的以及有创业精神的个体，每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成功。

　向正确方向持续的努力

 

　　中国与很多国家相比，具备的另一个优势是，一直以来都在不懈地努力，对现有的教育范式进行彻底的改造。虽然成果有限，但是中国政府从未停止过探索的步伐。改变传统教育范式的一个相当激烈的案例便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有争议的政治运动，结果是灾难性的，但是其教育改革方面的元素不容忽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变革目标是传统的考试导向型的教育模式。考试被看成是所有罪恶的来源。举例来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就对考试分数和考试深恶痛绝。毛泽东在1964年的时候写道：“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也有学者称，将考试成绩作为大学的唯一录取标准，以及宣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资产阶层强加给劳动人民的文化专制。

 

　　此外，毛泽东还想建立一种新的与儒家和科举传统不一样的教育范式。他设想并推行过一种服务大众，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教育体制——传统文人往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他眼中，教育需要扎根于人们的日常活动和经验。尽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对教育乌托邦大胆的、理想主义的设想在近年来也在不断被重新审视。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重新恢复了教育系统。与考试导向型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斗争仍在继续，尽管远不如“文化大革命”那么激进。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弱化考试的重要性，探索更灵活的大学招生方式，解决教育的不平等问题，这些都是教育方面的重要议题。改革的议题涉及学校融资、学校课程、学校治理、学校录取、考试测试、教师教育、教育技术、学校自主权等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

 

　　中国持续的改革努力也在循序渐进地打破旧教育范式，走向新的教育范式。与之相对的是，西方教育体系却在不断试图巩固现有的教育范式。通过正确的改革迈向新范式的决心和经验，将更利于中国成为变革的领袖。

 

　　应对大变革的经验

 

　　中国在开展和管理大规模试验方面具备经验，这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教育范式转变领头人的另一个理由。以深圳市的大型经济试验为例，1980年当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在严格按照共产主义模式运作时，中国政府决定将深圳这个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开辟成为允许外商投资和贸易的经济特区，并尝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场试验将深圳转变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大都市。四十年前只有三万人的小渔村，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千万人口的经济中心。更重要的是，深圳的试验引领着中国更大范围地采用市场经济范式，促进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在发展教育方面也有相似经历。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在2014年开始推行高考和录取改革，带来巨大的变化。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改变整个中国的高考制度，即中国教育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这样的改革试点是从上海和浙江等少数地方开始的，而不是所有省份同时改革。

 

　　中国擅长用划出特别区域的方式进行大胆的试验。这种在小范围内试行重大变革的方法能够让政策制定者了解改革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而在向全国推广之前做出必要的调整。此外，这也为改革提供了范例，供他人来学习。最重要的是，这也能够缓解发生巨大变化时可能存在的阻力和焦虑。

 

　　父母对教育替代方案的需求增长

 

　　中国跨入新教育范式的最后一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家长对替代教育范式日益增长的需求。由经济发展带来的数量增多的中产阶级对于现有的教育日益不满，相对丰厚的经济资源使得中产阶级家长有能力寻求现有教育模式的替代物。一些家长会把孩子送到海外读书，另一些则会把孩子送到西方式的学校读书。还有一些家长会送孩子去西方式的课外班或者在线的海外辅导机构补习。寻求传统教育替代品的热情和对替代教育的投资，都将推动中国教育向新的范式转变。

 

　　引领未来的建议

 

　　范式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努力的。但是万事开头难，必须首先开始努力，尽管中国有引领这一范式转变的期待、需求和条件，但它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换句话说，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中国是否会真正成为下一个教育范式的领导者，现在谁也不知道。想要开始转变，中国和其他教育体系一样，都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教育本身是一项长远的、面向未来的事业。2018年入学的孩子，会在2030年从高中毕业。考虑到社会的迅速变化，2030年的教育和2018年的教育会大相径庭。教育改革的实施需要时间，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效果。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2018年开始设想新的教育范式，那么至少要等很多年以后，才能构建出一个框架，说服学校和政府开始进行试验。假设教育改革开始于2022年，那么新教育范式中的学生2036年才能从高中毕业，教育改革恐怕要另一个十年之后才可能起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就开始着手改变，体验新范式的学生将是生活在2050年代的成年人。

 

　　教育改革容易陷入困境：政策制定者、教育实践者以及家长们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他们期待看到符合预期和价值观的立竿见影的成果，但是他们的预期和价值观来自他们的过去。做出改变需要对教育转型采取一种更加理性的心态，并采取长远的观点。

 

　　信心与勇气

 

　　做出巨大的改变需要勇气和信心。对于不断接受外来教育思想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虽然中国从未被西方列强完全殖民，但是将西方教育看得比中国教育更好，以及不断借鉴西方教育经验和先进科技的想法，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都非常普遍。正如本文前面所讨论的，中国确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学习西方，但是现在开始，这样的学习可以暂缓。中国已经从西方学到了可以学到的东西。最近西方反倒开始借鉴中国或者亚洲的教育体系。因此，中国应该具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不再一味拷贝西方，而是应该去探索自己的未来。

 

　　发展与研究

 

　　这篇文章勾勒的仅仅只是新教育范式的初步构思，想要从概念变为现实，还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这篇文章讨论了新教育范式的大体方向和可能特征，但是新范式还需要发展更多的细节和进行更多的试验。发展和研究工作不应受到当前教育范式的限制。我们也不应该拘泥于新教育范式怎样适用于现有的学校、老师、家长和大学入学这样的问题。值得铭记的是，新教育范式将服务于十年以后的学生。

 

　　新教育范式的发展和研究需要比传统的教育发展和研究更进一步。同时，我们也需要积极与其他领域和学科合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心理学、商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可以成为我们获得洞见的来源。

 

向新教育范式迈进的一个策略是，邀请早期采纳者来参与改革，而不是执拗于不情愿甚至抵制创新的人。创新的试验需要由小入手。我们不能做到同时将改革强加给教育系统内的所有学校和所有学生，但是我们可以开始于一所学校或者几所学校的一小部分学生，就像中国将深圳设置为经济特区那样。

不确定的未来：结论

 

　　这篇文章介绍的是教育范式的转变。它主要展示了东西方继续互相借鉴的徒劳无益。这不是说双方互相学不到东西了，而是说他们真正希望从对方身上学到的东西是文化，这是很难学到的。更重要的是，就算能学到一些东西，也只是改进了过时的教育模式，不足以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

 

　　中国可能会成为新教育范式的领头人，第一个迈进教育的新时代。但是谁也不能够保证什么。过去就像一面镜子：明朝末年，中国具备了进行工业革命的条件。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所说的那样，早在明朝早期(十四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十八世纪英国发起工业革命时拥有的主要元素。换句话说，中国早在英国一百年前或许就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革命。然而，工业革命却发生在英国，而中国的经济也迅速开始落后于西方。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可以成为新教育范式的领头人，否则，迟早会有人发起这场变革。如果没有人愿意做这个领头人，人类文明将陷入危机。历史表明，如果一个文明不能预见未来的变化和挑战，并采取行动，那么它注定会消亡。

 

　　(本文英文版原文发表于《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刊)》(ECNU Review of Education)第一期。中文版稍有修订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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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勇，华东师范大学海外特聘教授。上海 200062；堪萨斯大学杰出教授。美国 66045。译 者：殷丹青，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062；堪萨斯大学博士研究生。美国 66045

来源：《全球教育展望》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