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教育】如何构建知识强国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急需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大家普遍意识到，贫穷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很快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者和敌人，如今到了拜登执政时期，美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对其构成威胁的竞争者甚至是敌对者。物质方面，我国完全符合大国标准。在制度层面，我们也形成了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国情特点的制度体系。但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大国的标准，不仅要符合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更要在知识层面达到现代化的标准。
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学者的使命
在知识层面，我国仍在砥砺前行，还没有达到大国的地位。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在学术成果方面，我们还有巨大的发展和改善空间。下一步如何走？这是未来知识体系建设与知识强国建设不可避免的研究课题。中国不仅要成为学术大国，更要力争成为思想大国。
经验地看，不论是国内的学者还是在海外留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都可以在美国、欧洲顶尖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但是大部分文章都属于西方的命题，西方的命题加上副标题‘Evidence from China’，即所谓“西方的命题，中国的证据”。此种命题，归根到底是属于西方的命题，是针对西方问题所提出来的命题，和中国社会相关度很低，甚至没有。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自然科学和工程是普遍性的语言，即通用性语言，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是社会在前，科学在后，要先懂社会的实践才用得上科学的理论。
再者，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缺少“软实力”（soft power）。近年来，我国综合实力发展迅速，网络技术发展与媒体信息传播能力方面，都在将我国推向科技强国。但我国的形象仍在国际社会中遭遇西方媒体的污名化传播，这是由于西方媒体背后带有本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作为“软实力”的基础，而我国相对而言只是媒介技术、信息传播等“硬实力”的增长，背后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作为基础。钱学森先生曽提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改革开放促成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教育也进行了无数的改革和更新，但仍未培养出举世瞩目的大家。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扶贫实践和知识之间的巨大鸿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约有八亿多人脱贫，党的十八大以后，约1亿多人脱贫，但是这样的数据并未反应在我们的学术发展与知识体系建设中。埃丝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巴纳吉两位经济学家因为研究扶贫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阅读二位学者的书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学家与二位学者所研究的内容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在扶贫的巨大成就，没有转化成为知识体系。
因此，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要保证意识形态导向正确的前提下扩大研究眼界、充实研究领域，争取构建起自主性完备的知识体系。建立起完备的知识体系，是学界专家的科研使命，也是党和国家的要求。自主性的知识体系要求拥有原创性的知识结构，避免学术界“卡脖子”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大部分仍然应用西方技术，自主原创性的内容少而又少，现在进入科创时代，已实现从应用到原创的转型。知识界也一样，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科学力量的发展，中国亟需构建一套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体系。
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0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