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基础教育质量;考试录取改革;中高考;教育评价改革
　　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高考从恢复后就开始了坚持不懈的改革探索，特别是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向着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发挥高校主动性、增加学生选择性的方向前进了一步。然而，一些体制和体系瓶颈尚未从根本上被打破，“唯分数”“唯升学”现象依然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教育体系的高度，统筹考虑深化考试招生和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缓解中、高考竞争压力，为发展素质教育铺平道路，让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多样化成才。
 
　　1.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
 
　　招考分离，是我国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命题，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普及发展现实，健全中国特色考试招生制度的必然选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提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然而，由于改革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在新一轮高考改革中，招考分离并没有成为改革的主攻方向，使现行改革措施遇到体制的“天花板”。笔者认为，招考分离以试点、渐进和分类推进的思路，是可以稳妥实施的。
 
　　一是突破总分大排队录取模式，探索高校主导综合评价录取。我国高校招生一直沿用的模式，是在全省范围内以考生总分排队，划定不同批次分数线，考生根据自己的位次报考。全省大排队赋予学科考试总分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社会唯一认可的表示学生能力的信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两依据、一参考”，实际上仍然沿用这种模式。这样，高校对学生的综合评价难以实现，“唯分数”的中学教育也不可能避免。笔者认为，改革的方向应是：变全省大排队为所报考高校综合评价后的校内小排队，即在取消录取批次的省份，省级招生管理部门不再划定分数段、不再公布考生排名信息，而是统一发布各个高校历年招生基本信息和当年招生简章，由考生自主选报。高校根据报名考生情况，以统一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设定包括学生综合素质在内的多道录取条件门槛，将省级招生部门主导的总分排队录取改变为高校综合评价自主录取。高校综合评价选拔生源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对目前高校科学评价、公平招生的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只能采取渐进的策略。这些年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中外合作办学高校招生改革的经验，以及浙江省实行的“三位一体”招生、上海等地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初步尝试。下一步，应当沿着这一方向，制定专项改革方案，将这一模式以整所学校或整个学院为单位进行推广。
 
　　二是建立网上综合评价招生平台，探索学生与高校双向多次选择机制。在绝大多数国家，考生凭借统一考试成绩单（部分高校需要）、高中学业成绩单、能证明个人能力的各种材料，直接向高校提出申请，学生与学校之间可以多次选择，同时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以各个高校为中心形成生源开放性选拔的“池子”，对考生学习选择和避免高校同质化都有重大益处。这样一种制度在我国实施，通常会引起两种担心：一是担心高校招生的诚信问题，二是担心招生成本的上升。解决这些问题，国外境外（包括日本等东亚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很多成熟经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如借助“网上双向选择录取平台”，招生学校将录取标准数字化并上传，考生选择报考高校和专业，并将各科考试成绩和要求的其他材料上传，双方在这个平台上实现自动条件匹配，经多次确认后完成录取。这个平台曾在一些省的艺术类招生中成功试用。这样既大大降低了招生管理成本，也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人为因素干扰，保证程序公平，对多数高校录取大部分考生是可以适用的。
 
　　三是推进考试评价专业化、社会化，建立考试机构与高校之间的供需服务关系。高水平的考试，对实现科学选材至关重要，而且有助于在全世界选拔优秀人才，英、美等国的一些考试还发展成为了国际化考试。这些国家的考试机构，都是以公司或非营利组织注册的非政府的专业机构，与大学之间建立了一种供需服务关系，使得考试技术在竞争中获得提升动力。过去的实践证明，我国大学入学考试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如在新高考推进过程中，适应多次考试的“等值”技术跟不上，特别是在体现内容综合化和能力导向上仍然不到位。在中国教育日益走向世界的当下，考试内容和技术国际化的短板越来越突出，由部分省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质量就更加难以满足需求。从服务关系看，教育考试机构要在执行好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为高校和地方服务，打造为更加独立的专业化考试机构，特别是可以将政府的招生监督管理职能剥离。还可以建立若干独立的区域性考试中心，引入竞争机制，提供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等服务。
 
　　2.深化分类考试录取改革
 
　　新一轮高考改革将高职考试招生与普通本科分开，使一部分考生不必再去挤高考“独木桥”，这是一个巨大进步。然而，相比于多数教育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我国高中阶段学生升学路径仍然过于单一。分类录取过程中将招生与培养相结合，是缓解升学压力、破除“一考定终身”的最有效途径。
 
　　一是开辟高校专项培养招生通道，推进人才选拔培养一体化改革。允许高校根据人才培养改革方案，制定不同的生源选拔标准，将考试招生改革与人才培养改革同步互动，才能搭建多元化人才成长通道，实现因材施教。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很多尝试，但与之相适应的招生改革却非常滞后。而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本意是选拔无法经统一录取渠道脱颖而出的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能的人才，但高校并没有专门制订针对这些学生的培养方案，生源选拔与培养脱节，反过来导致试点改革落入原来的套路。今年开始实施的“强基计划”就是要改变这种现象，建议将国家“双一流”建设、部分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六卓越一拔尖”计划纳入这一模式，整体设计从招生到培养环节的改革，在坚持全国统一高考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允许相关专业制定自己的招生标准，为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成长阶梯。
 
　　二是建立适应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考试招生制度，为职业人才成长提供多种通道。如果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就必须在一些领域建立从初级到高级的技术技能培养体系。这决定了职业院校在“以就业为导向”的同时，也必须提供充分的升学选择。有相当比例的中职和高职毕业生升入相应的本科专业，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才能从高考“独木桥”分流，有更多的升学选择。《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建议制定相关行业职业技术本科专业发展规划，并依此完善中职升高职、中高职升入应用型本科和职业本科相关专业的考试招生制度，在满足文化素质要求的前提下，突出职业技能（证书）在升学中的重要性，同时完善中高职、中职本科一贯制培养过程筛选机制，探索各个层次普职融通模式。
 
　　三是高校实行“宽进”与“严出”相结合，把入学门槛竞争转化为学习过程的努力。学习压力前移到初中、小学，而考上大学后就失去学习动力，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人才选拔体系重“门槛”而轻过程。这种体制激化了入学竞争而又损害了高等教育质量。解决这个问题，应适应高等教育普及发展要求，根据不同高校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淡化一次性入学考试的作用，建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考核选拔机制，建立分级淘汰制度。建议首先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允许专业转换，严格毕业标准，建立肄业制度。同时，相对放宽人才选拔渠道，招收其他本科高校、高职学校的佼佼者进入学习。对其他高校，根据学校定位和生源状况，也可分别探索“严进严出”“宽进严出”等培养模式。
 
　　3.健全基础教育领域质量监测评价体系
 
　　破除应试教育、淡化考试竞争，根本上要淡化中高考选拔性考试对中小学教育的影响，这就必须在中高考之外，建立一个基于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的、对中小学教育教学起到“指挥棒”作用的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体系除为政府监测基本教育质量服务外，更多是为学校管理、教师教学提供诊断，而不是升学选拔。我们要倡导教育自然生态下的评价、发展性评价、诊断性评价，保持对学生的低利害性、低竞争性，为学校办学、教师教学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方向引领。
 
　　一是完善义务教育基本质量监测制度，夯实义务教育质量底线标准。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各级政府有必要对义务教育质量提出基本要求，并进行监测。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和欠发达地区的学校、薄弱学校和优质学校都需要有一个底线性的质量约束，既保证基本教育质量，又避免在分数和考试成绩上无休止地抬高竞争门槛，裹挟整个教育生态。从学生个体发展层面，学校也需要有一套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本质量指标，如学生近视率、肥胖率等过高，即便考试成绩突出，学校也不能算作教学质量达标。学校的基本职责是满足政府对基本质量的底线要求，政府的职责是保证义务教育基本质量，在底线之上，学校可以在办学特色上努力。目前，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质量监测项目已经在全国实施，但还没有建立义务教育基本质量常模参照标准，应从此处入手，并鼓励地方建立自己的常模标准，把义务教育基本质量达标情况作为教育督导和地方政府教育绩效评价的核心内容。
 
　　二是实施学生发展跟踪诊断，为改进教育教学提供操作性依据。通过简单而有效的评价手段，跟踪诊断每个孩子的成长发展情况，为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提供指导，是新时代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学校教学片面注重知识传授、片面追求考试成绩的导向。学生发展跟踪评价诊断的根本目的是为教育教学服务，基本内容是适龄儿童在综合素养、关键能力方面的发展，实施评价主体是以班主任为首的教师团队，评价结果仅作为教师有针对性实施个性化教学的依据或与家长沟通的素材，对学生本人保密、评价结果不与升学直接挂钩，保证低利害性和低竞争性。学生发展评价应当成为每一位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应掌握的基本技能。建议国家层面制定推进中小学生发展跟踪诊断的政策，开发设计小学生、初中生发展诊断手册，从班主任开始开展培训。
 
       三是实施学校发展诊断评价，为办好每一所学校提供个性化方案。实施学校发展诊断评价，目的是重塑好学校的标准，并解决怎样成为好学校的问题，才能破除地方政府、社会公众简单以“重本率”“名校率”评价学校的旧思维，引导中小学校放弃生源大战、退出“掐尖”竞争；才能引导公众理性预期、合理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从根本上缓解中小学“择校热”。学校发展诊断评价需要强调发展性评价的思维和方法，考虑学校发展起点、生源条件，考察学校发展进步情况；要调整教育资源投入导向，对于不同起点上办学成效显著、进步明显的学校予以倾斜，而不再是倾力打造少数名校。学校发展诊断评价要重点对相对薄弱学校进行诊断并提出改进方案，并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同时，要清理各种针对学校的评价、评估、检查，为师生减负，为学校赋能。
      作者：王烽，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综合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07月07日13版